感冒，输液；拉肚子，输液；咳嗽，输液；牙痛，输液；……时下，无论是大医院或社区诊所，医生对患者采取的主要治疗措施多数选择输液（俗称为点滴），输液已经成为临床主要用药途径。据权威人士透露，去年一年中国输液用了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水平，并指出“这种过度用药危害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什么是“过度”输液？按照过度输液——过度用药——过度医疗的轨迹追溯。临床上，多因素引起的过度运用超出疾病诊疗根本需求的诊疗手段的过程，称为过度医疗。其基本特征有：（1）诊疗手段使用超出疾病诊疗的根本需求，不符合疾病规律和特点；（2）采用非“金标准”的诊疗手段；（3）费用的超出与疾病对基本诊疗需求无关的过度消费；（4）超出当时个人、社会经济承受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再加上与国际输液使用平均水平的比较，在我国输液“过度”是无容置疑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国临床用药中，普遍存在输液“过度”呢？杏林园中一棵树枯萎了，那是这棵树的个体有病，如果一园子的树都枯萎了，则应该是土壤和环境问题。“过度”输液现象的产生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

1、政策导向  在前几年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由于国家对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和财政体制处于转型阶段，国家对医疗事业投入不足，补偿机制又不到位，医院被逼向市场化道路。于是“医院需要赚钱养活自己，赚钱就要扩大规模，扩大规模要有资金，资金要靠贷款，还贷款就必须赚钱”，循着这样一个轨迹，医院赚钱的办法就是卖药（包括“过度”输液）、卖检查。换言之，是体制、机制把医院推入了“过度”输液的歧途。

2、 市场推手  我曾经问过一位基层医疗机构的大夫：为什么一般感冒需要输液吗？答曰：输。又问：为什么呢？答曰：好的快（指症状改善的快，因为他在输液里面加了激素）。又问：用口服药不行吗？答曰：现在的人时间多宝贵啊，吃口服药需要耗几天才能好。这样还有谁找你看病啊。大实话，市场化因素导致医疗机构之间争夺患者的竞争愈演愈烈，选择输液用药能快速改善患者症状，也是医疗市场竞争的一个手段。另外，医生是人，而不是神，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在劳务收入与医疗创收挂钩的情况下，“大处方”、“过度”输液也就有了由头。

3、信用危机  如果单单把“过度”输液归结为医院“利益熏心”显然有失公允。在很多患者眼里，输液成了快速见效的代名词，很多时候患者会主动提出要输液。前几天，遇到一个家长带孩子来医院看病，说孩子这几天咽喉不适伴咳嗽，马上要期末考试了，不要让病情加重了，耽误了考试。并说上次也是这个症状，医生开的输液是克林霉素加双黄连注射液。于是接诊医生翻了翻患者以前的门诊病历，照方（实际上是按家长的意思）开药输液。在当前医患关系中，信任危机已成社会病。患者担心医生不负责任，医生害怕患者找“漏洞”。病人出于防卫心理，力求知道医生做的一切是为什么，每一笔钱的花销在哪里。医生则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尽可能把病情说得详尽一些，把检查开得全一些，把药用得多一些，以便在“举证倒置”时处于主动。在这种医生和患者都带着“自我防范”的氛围下，用药能不“过度”吗？

4、制度缺失  一是因为医院临床路径还处在倡导期，大多数医院还缺乏合理临床流程和诊疗常规，医疗活动还不规范。另外，疾病治疗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不仅仅受医生的行为和用药合理性影响，也取决于其他一些不可控的随机因素。因此，即使出现“过度”输液问题，也很难界定。二是医疗保险制度不健全，第三方制约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医疗保险制度中缺乏对就医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政府和社会缺乏对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合理性的监管、审查机制。医保部门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和需求者的制约机制也不完善。所以，“过度”输液室因为没有“度”才出现“过”。

指向“过度”输液的批评，看起来很重要，实际上只找到了存在于“过度”医疗的一个点。元旦前，北京决定扩大公立医院亏损项目全额补贴试点。通过补贴亏损、推广临床路径、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方式缓解百姓的就医负担，这意味着北京将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减少医院“过度”输液等过度医疗行为。但是，任何规则的制定与坚守，有赖于人的道德与品性。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人人自律，所以才需要制度约束，可是反过来，制度的实施，需要所有参与者恪尽职守。白求恩医生曾经说过：“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面对渐次展开的对公立医院的改革、对种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我们医务工作者们格外需要像白求恩那样，洁身自好，才能守住医疗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