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见证中医的消亡？------毛泽东关于西医学习中医重要批示背景与影响

《中国医药报》：站在欧盟大门外中药企业何去何从
　近日，围绕着中国中药和欧盟市场的讨论正在升级。起因于欧盟2004年出台的《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该指令规定，若产品在2011年4月30日前不能完成注册，将不能在欧盟境内销售和使用。如今，大限将至，还没有一家中国中药企业拿到准入证。

　　作为是全球最大的植物药市场，欧盟市场规模已达百亿欧元，占世界植物药市场份额40%以上。来自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显示，2011年1~2月我国中药类产品出口欧盟的数量为4845961公斤，出口额为6039.2万美元，占中药全球出口总额的17．6%。这些数据可以说明，欧盟市场对中国中药企业绝非无足轻重。

　　剩下的期限已屈指可数，难道数千家中国中药企业从此被欧盟拒之门外？有业内人士表示，欧盟市场容量客观，中国企业不应该放弃，“目前虽然暂时受阻，但欧盟认证的大门并未关闭，积极应对还有很多机会。”

　　冲关遇阻　是进是退？

　　“虽然国内一些中药企业曾向欧盟递交申请材料，但由于多种原因，目前仍没有一家企业通过欧盟《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简化注册。”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刘张林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此前，兰州佛慈“岷山”牌浓缩当归丸已通过瑞典国家药品管理局的预评估；广药集团奇星药业获“英国传统草药产品简易注册与欧盟(英国)药品GMP认证”项目立项。另外，北京同仁堂也一直在积极准备相关注册资料。为什么迄今为止却连一家都没有成功？欧盟市场对中国企业真的是铁板一块吗？

　　《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规定，传统草药“在申请日之前至少要有30年的药用历史，其中包括在欧盟地区至少15年的使用历史”。奇星药业营销中心总监袁科伦告诉记者，广药集团白云山和黄、中一、奇星、星群、潘高寿、王老吉等多家企业产品在欧洲销售多年，有的已超过15年，但这些企业的产品大都以食品或保健品方式销售，既无药品身份，又往往通过代理商渠道，企业自身拿不出有效的销售证明。

　　一家广东中药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家中药在欧盟销售额很小，不但不符合使用年限的要求，且还要考虑高达单品10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费用，“投入产出不划算，还是放弃了。”奇星药业总经理李光亮表示，除单品100万元的注册费用外，企业还要支出相关药理研究等较多的边际费用。

　　同时，技术标准要求的差异也是中药企业冲关绕不过的“坎儿”。2009年，广州奇星选择英国做认证与注册受理国，实施“欧盟药品GMP认证与草药药品注册”项目。袁科伦介绍，奇星在欧盟市场的注册分两步：一是通过欧盟cGMP认证；二是选择片剂或丸剂品种申请注册。“公司申请注册鼻炎片，注册工作已开展了2年多，主要是开展产品定性、定量方面的稳定性研究，”据他分析，欧盟草药产品简易注册的关键点是要求产品组方中的每一种药材要有成分定量控制，在有效期内相对稳定。“这方面是中成药的短板，需要做基础研究，时间上较难把控。”袁科伦说，奇星在整个认证项目上的投入已达几百万元。

　　兰州佛慈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裕也认为，欧盟要求提交的技术资料涉及中成药标准问题，关于成分定性、定量的指标要求确实是复方中成药的弱项。孙裕解释，由于此前欧盟各国对植物药的管理并不统一，且需求有限，所以国内中药企业大都转攻华裔数量多、中医药需求较大的北美、澳洲和东南亚市场，没有特别下功夫在欧盟各国注册，对法规要求不甚熟悉。

　　冲关困难重重，中药企业是进是退？佛慈制药、奇星药业、北京同仁堂等企业仍在不断努力。袁科伦表示，奇星药业的认证注册“已完成进度的三分之一，争取2012年年底能够完成。”

　　但大多数企业却在观望，还有一些企业直接选择了放弃。多家具有中药及中药饮片进出口资格的四川企业表示，对于欧盟注册“兴趣不大”。浙江部分企业则选择“曲线进军”——“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块阵地，企业可通过东盟挺进欧盟市场。”

　　不屈不挠　巧探通途

　　放弃欧盟市场，对中国中药企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佛慈始于1931年的出口历史中，欧洲市场份额始终很小。但孙裕认为，欧盟注册是长线投资，不能计较一时得失。“欧盟颁布的传统药品法，将在理论上和法律上给中成药以‘药品’身份，并相对统一欧盟各国对植物药的不同管理方法，有利于中成药欧洲市场的开拓，为中成药打入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等中成药尚不能合法销售的欧洲主要传统植物药市场提供了可能。

　　“中药是我国最具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我国又具有相当的科研与产业基础，在加入WTO后，中药完全有可能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一个重点大宗商品。”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认为，如果中成药企业能够按照欧盟传统药品法注册，将为中药开辟一个全新的市场。同时，也将增进欧洲大众对中医药的了解，促进中医药其他领域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其实，欧盟市场也并非铁板一块。”孙裕告诉记者，欧盟有自己的用药习惯，欧洲草药多是1～2味药的组方，这与传统中成药动辄7、8味药的习惯有很大不同。兰州佛慈在欧盟注册时也走过弯路，2006年在英国尝试注册复方中成药，结果难度较大，无功而返。后来，佛慈选择富含甘肃地道当归的“浓缩当归丸”，于2009年再次叩响欧盟大门。佛慈的选择来自于对该产品质量的自信，“欧盟标准非常严格，”孙裕表示，浓缩当归丸在国内市场信誉良好；同时海外销售也未有任何产品不良投诉记录。

　　至于注册地的选择，也大有学问。佛慈第二次闯关选择了瑞典，“北欧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最为发达，民众对传统医药尤其是中医药的认知度比较高，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对传统医药监管工作较为严谨。”同时，佛慈还选择了有经验的合作伙伴——瑞典维康士有限公司，该公司曾成功协助中华老字号“华佗”针灸针产品在瑞典和欧盟国家注册。

　　有关业内专家表示，欧盟对于今年4月1日之前进口的中药仍然允许销售和使用，按照中成药有效期3年来计算，中药暂时不会在欧盟市场断货。但按照欧盟传统药品法注册常用中成药，将是中药开辟欧洲植物药市场、进入健康发展轨道的必由之路。孙裕表示，对欧盟注册将是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全行业共同努力，寻找产业机遇。“我们必须对欧盟各国的文化、法律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否则无法成功。”同仁堂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同仁堂的部分中成药在2011年将达到“在欧盟拥有15年销售历史”的注册条件，注册工作可以展开，希望政府部门牵头，协调中药企业与欧盟商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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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植物药监管历程

　　众所周知，欧洲植物药已经有700多年的应用历史，但是，欧盟各国对植物药的认识和管理程度却不太相同。

　　英国将来自植物或植物干燥、压碎或任何其它方式制成的药物，或一种，或两种，或两种以上上述物的混合物，或与水或其它物组成的混合物组成的药物，定义为自然药品。而葡萄牙原则上不将草药制剂列入药品范围，而归于健康产品之列。

　　为促进草药分类、制造及管理的标准化，1989年欧盟成立欧洲植物疗法科学合作组织（ESCOP），着手进行有系统的文献记录，以及各会员国的立法依据。上世纪90年代中期，欧盟委员会委托欧洲自我药疗行业协会（AESGP）针对欧洲草药市场进行广泛的调查“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 in the European Union”，用意亦在促进草药市场制度的建立。

　　1995年12月20日，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通知欧洲委员会检查当时欧共体内的草药制品情况。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健康，有利于工业发展和有利于药品在欧共体国家内自由贸易。1996年4月16日，欧洲议会要求欧洲委员会改善草药和顺势疗法药物的市场，组织建立审批传统医药的专门机构。其宗旨是既能维护公众安全又能使草药在欧盟境内自由贸易。1996年4月23日，部长理事会向欧洲委员会提出建议：了解每个成员国内非处方草药的情况。

　　1997年初，欧洲药品审评管理局成立了专门的Ad Hoc草药药品工作组（简称Ad Hoc HMPWG），该工作组于1998年1月1日开始对草药药品进行清理工作，以此来加大草药的标准化力度和强化草药的研究工作。2001年欧盟委员会建议在欧洲药品审评管理局中建立草药委员会，该委员会在2004年2004/24/EC颁布后成立，负责审批发放欧洲市场的草药销售许可证等工作。

有人指出，百年来的中西医论争中，中医所谓的“落后”、“愚昧”，已被较充分地提出并检讨，而西医借“科学”之威，对中医造成的伤害甚至是毁坏，尚未获得充足的认识和省思。

1913年，美国医史学家嘉立森(F.Garrisen)介绍世界医学史的专著——《医学史》面世。全书近700页，但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不足一页，且有谬误。

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伍连德向嘉立森去函质疑，得其回复称，“中国医学或有所长，顾未见有以西文述之者，区区半页之资料，犹属外人之作，参考无从，遂难立说，简略而误，非余之咎。”

为“保存国粹，矫正外论”，伍连德和王吉民耗十六载光阴，编纂一部英文《中国医史》，维护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尊严。

如今，在大约70年的时光逝去后，面对西方医学一日千里的咄咄之势，中国传统医学在国内的阵地剧烈收缩，面临着比王、伍二人成书时更为艰难的境地。

王、伍二人，皆西医出身，他们对传统医学的敬意，在今日的西医身上，往往无迹可寻。

在不少人看来，当今的西医大夫们，站在“科学”这面旗帜下，代表着先进，代言着文明，他们理应对中医“玄学”不屑一顾，甚至保持警惕。

也有人指出，百年来的中西医论争中，中医所谓的“落后”、“愚昧”，已被较充分地提出并检讨，而西医借“科学”之威，对中医造成的伤害甚至是毁坏，尚未获得充足的认识和省思。

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医疗技术突飞猛进、医疗器械日新月异、药品种类日益丰富之时，西医医生和患者沟通交流的时间趋于缩减，甚至病人会感慨自己在医生眼中，只是一部系统运行不正常的机器。

当温情的医患关系几乎成为奢求，人们开始思考：医学是不是病了？医学对“科学”的狂热追求，是不是在导致其背离自己“为病家谋幸福”的初衷？

此时此刻，中医大夫望、闻、问、切的亲和，简、便、廉、验的精诚，越发让人怀念。

可放眼中国，能够望、闻、问、切诊断，能够辨证论治处方，且有一定疗效的中医大夫，估计只有1万到3万人了。有人担心，今后中国人学正宗中医，要像玄奘取经那样远赴异国。

此种焦虑下，多位研究人士得知本刊关注此事，热情鼓舞，有人甚至抱病将采访时间从1个小时延长到3个小时，就因为“中医的事必须要好好谈、认真谈”，而中医药的主管部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两周来则一直以领导出差为由，婉拒采访。

中医堪忧！(文/张冉燃)

中西医结合：半个世纪的争论

在为中西医结合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人们的反思似乎回到了原点：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提倡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国家，中国的这条路选对了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中西医结合”方针已提出约半个世纪，今天仍在承受追问和质疑。

“这让搞这个专业的一些人觉得尴尬”，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秘书长穆大伟说。

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西医结合的出发点本是“西学中”，即用西方现代医学的方法整理、挖掘中医药学这个宝库，然而，半个世纪后，西医反客为主，其强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中西医结合遭到西医界的忽视、忽略，甚至在中医那里，也受到冷落，被认为名为发扬中医、实则消灭中医——“结合一点，消灭一点，完全结合，完全消灭”。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以“振兴中医”为己任，该中心主任张晓彤是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之子。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中西医结合就是西方为消灭中医药而射向中医的一支暗箭。”

在为此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中国的医道中人对中西医结合的反思似乎回到了原点：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提倡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国家，中国的这条路选对了吗？

毛泽东：西医学习中医

有关政府官员对这一抉择显得颇为自信。

西医出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当过赤脚医生，自称为“野路子”的中西医结合医师。

2007年，他在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成立大会上说：“我们的中西医结合，应该说比西医(或现代医学)和中医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只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做好了，我们一定是处在人类医学里面最高的境界。”

在这次讲话中，韩启德还表示，“中医还是中医，西医还是西医，我想永远不能叫中西医结合，也达不到结合。”

在他看来，中医、西医一起来解决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合，但从长远、从根本上说，只有把中医、西医两者结合，创造成一体，也就是创造出中国医学，才能说真正达到中西医结合。

50多年前的1956年，毛泽东就萌生类似想法。他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这被认为是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原始出处。

此前的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首届全国卫生大会上，即将“团结中西医”确立为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王振瑞是知名医史专家，他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团结中西医是基于当时现实国情的一种必然选择。”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对民众贫病交加、健康状况较差的情况。中医有几十万人的人员优势，西医有防治传染病、地方病等的技术优势。“在这种困难时刻，只有中西医团结协作，才能迅速改善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卫生状况。”王振瑞说。

他的研究还表明，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上，除落到字面上的“团结中西医”外，还有一个虽未宣传、却在执行的中医政策，即“中医科学化”。

王振瑞说，此时的“中医科学化”，其实说的是中医医生的科学化，即对经考核合格准予执业的中医，通过“进修”进行现代医学的改造，使其变成“科学医”。

换言之，“中医科学化”就是让中医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如解剖、生理、细菌、病理等。

此项政策执行几年后，1955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当时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的检讨，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

贺诚暴露他的“错误思想”包括：“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虽然号召了中西医互相学习，但在实际工作中则只着重要中医学习西医学”，“我的团结中医是从临时应急观点出发，并且认为终必以西医代替中医”，“我认为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

此番检讨的背景是，自1953年开始，毛泽东对卫生部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做法提出批评。

1954年，毛泽东强调，“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当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认为：“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

此种氛围下，1955年，卫生部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性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下称“西学中”班)。

“中西医结合就是从西医学习中医开始的，西医学习中医是史无前例的创举。”王振瑞评论道。

崔月犁：不知不觉把中医消灭了

1955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刊发社论《开展祖国医学的研究工作》，认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是系统地学习，全面地接受，然后加以整理和提高。”

王振瑞说：“这是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着指导作用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针在媒体上的最早表述。”

很多当事人一度对“西学中”的意义不解，对学习中医产生抵触情绪。

李经纬是第一届“西学中”班的学员，目前是中国著名医史学家。去年他在《中华医史杂志》发表“八十自述”，提及当年他参加学习的状态：“首先由于解除思想上困惑之需要，自己下决心系统阅读历代中医外科著作与综合性医书之外科内容。”

1958年，李经纬等首届“西学中”班学员毕业。

同年9月25日，卫生部呈递《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称学员们“逐步对中医发生兴趣，觉得越学越有内容。特别经过他们亲手以中医的学术治好了不少病人，他们亲身体会到，用中医学术治病，确有较高疗效。比如：有一黄疸患者，病势危急，西医治疗无效，后由学员李经纬用中医办法治好了”。

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并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据穆大伟介绍，此后，全国有计划地举办“西学中”班一直持续到1976年左右，各种脱产或不脱产的“西学中”班俨然成为一项群众运动。

穆大伟认为，“西学中”班是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第一个里程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长为中西医结合的中坚力量，陈可冀、吴咸中、沈自尹等佼佼者相继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多项大奖。

在“西学中”轰轰烈烈的势头下，1978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崔月犁看到的情况却是，“中医那时已经被破坏得很厉害了”。

崔月犁晚年在自述中写道，“文革”前全国有371所县以上的中医院，最后只剩下171所，这剩下的171所，基本上是西医掌权，里面的医疗方法也基本上全是西医，即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美声唱法的音乐家)的调子”；同时，全国中医职称专业技术人员有34万，仅占总人口0.34‰，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中低级人员，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很小。

崔月犁分析了中医困难的原因：“有些人在指导思想上不明确，不是在发展中医或者发展西医过程中进行中西医结合，而是直接以西医替代，嘴上承认中医是科学，实际心里还是认为中医是落后的，不知不觉把中医消灭了。”

“直接以西医替代”，就是被一些中医从业者诟病的“中医西医化”。他们认为，从结果上看，中西医结合就是中医西医化。

张晓彤说：“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毛泽东沿袭他的政治理念，但医学毕竟不同于政治，应该让政治的归政治，医学的归医学。”

原卫生部中医司司长、被称为“中医司令”的吕炳奎，1981年为《浙江中医杂志》撰写《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问题》，认为，“‘文革’前的17年，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出现过一些曲折或者是大的曲折，但由于得到党的重视，中医事业得到了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文革’十年浩劫，中医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

吕炳奎认为，“文革”期间，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形而上学猖獗，提出了“人人学中医”、“在1985年要创造新医药学的雏形”、“赤脚医生是中西医结合的主力军”等“耸人听闻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

结果是，“中西医结合一时成了卫生工作的中心，一切隶属于中西医结合，服从于中西医结合”，“西医发展受了影响，中医濒临被消灭的境地”。

张晓彤对“中西医结合”的评价是“一个政治口号、一种行政号召”，“既然承认中医是科学的，为什么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身上？为什么不能让中医按照自身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中西医结合就是要用西医取代和改造中医，它对中医的伤害，比西医更为严重”。

“纯种马优势派”比拼“杂交稻优势派”

穆大伟淡淡一笑，没有正面反驳这种观点：“的确听到过这种说法，我认为他们不了解中西医结合的目的，也不了解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

他强调，中西医结合的使命从来都是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发展中国医学科学，只是其采取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科学方法。

王振瑞认为，关于中西医结合会使中医学消亡的担心是多余的，几十年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并没有导致中医学的部分的消亡，反而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一种科学能否存续，最终取决于社会对它是否存在需求。如果真的完全丧失了社会需求，它便自然地走向消亡。“但即便到了那时，与其视之为消亡，倒不如认为其可贵的经验和精神以新的形式获得了永生”。

自19世纪西医比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就有人试图调和中西医，并发展成近代中医的代表学派——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张锡纯在上世纪上半叶因撰写《医学衷中参西录》，被奉为“实验派大师”。

张锡纯的实验，并未引发“中医西医化”和反“中医西医化”之间的争论。

王振瑞认为，中西医汇通派的医家和中西医结合的从业者，在“立场、研究方法和目的上有本质区别”。前者站在中医的立场上，用思辨和类比的方法，将西医学知识融于传统中医学体系，建立新的中医学即“新中医”；后者立足两种医学之上，用实验科学的方法，阐释传统中医学的规律，发掘中医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使之与现代医学体系相融合，建立统一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新医学。

张晓彤说，正是因为二者在出发点和目标上的巨大差异，中西医汇通派仍属中医流派，中西医结合则出自一种虚妄的想象。

具体而言，在研究对象上，中医关注整体状态下的人，西医研究机体的结构和功能，从研究方法上，中医重系统，西医重还原，“这些难以中和的差异决定了中西医的结合只能是一个看似美好的乌托邦”。

穆大伟强调，中西医结合有初级阶段、高级阶段的差别。“初级阶段的中西医结合，包括诊断上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临床上的治疗方法与药物相结合等，高级阶段则是两个医学理论体系的融会贯通。”

王振瑞认可中西医理论体系的相融难度甚大，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并不都是成功的，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成功也是一种收获。

长期从事医学人文研究的王一方在《医学人文十五讲》中将两派比作“纯种马优势派”和“杂交稻优势派”。

王一方说：“我倒希望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去发展，不要也不可能既要‘纯’、又要‘杂’这类的调和立场，在我看来，砸碎传统的大革新家与坚守传统的大保守家都值得尊重。尤其是在科学革命学说盛行的今天，要充分尊重文化守成主义者的选择实在不容易。”

“海陆空”或“魏蜀吴”

1980年，卫生部召开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出台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

“这个方针明确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的相对独立性，标志着中西医结合迈入新的阶段。”王振瑞说。

此后，有关部门又先后提出“促进中西医结合”、“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等方针。

王振瑞认为，“20多年来，中国政府保证中西医结合的独立学术地位，促进中西医结合已经成为一贯性政策，虽然难以预料未来会否出现大的转折，但可以肯定的是，谁都希望这三者要搞海陆空，不搞魏蜀吴。”

只是，在“中西医并重”的政策下，西医已占尽优势，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一直难以完全摆脱生存危机。仅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二者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源看，其总和仍与西医有天壤之别。

王一方说：“科技领域里却偏偏有一个顽强的‘中国医学’概念的存在，实在是一个特例，它说明中西医学的整合程度尚有一定难度，也说明中国医学具有较浓的人文特征。”

韩启德在前述讲话中亦称：“西医在一个东方国家成为主流医学，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像中国这样自己的、原来的医学，退到了非常非常边缘的位置，而绝大部分被现代医学占主要地位的情况，我想这不是唯一，不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他接着说：“反过来，就是中医又这么强大，这是很少见的，在西方国家也有自己的民族医学，叫替代医学也好，其他民间医学也好，但是它是非常微弱的，只有我们中国有这么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医学，同时又有这么历史悠久，而且在现在还发挥着这么强大、普遍作用的自成系统的医学，我认为世界上是没有的。”

着眼现实与未来，有人悲观地认为，“中西医并重”可能很难实现政策上的“公平发展”。对此，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梁秉中教授在为《当中医遇上西医》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科技的成果，造成了它的专横跋扈，早已形成唯我独尊之势，除非传统医学能及时引进科学，利用科学，否则也只好安于自我封闭了。”

这也正是张晓彤们担心的——“强者和弱者怎么可能真的结合？强者是一定会要求弱者完全服从的，那弱者还能存在吗？”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来自“科学”的挤压

“老外也承认中餐好吃，他怎么不要求大师傅给他说清楚为什么中餐好吃，究竟是中餐里的哪种材料在起作用，凭什么到了中医这儿，就非得说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呢？”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当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成功切开中国患者的身体时，一场中西医的疗效竞赛开始了。

2006年底《中国青年报》和腾讯网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8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相信中医”，但仅27.7%的人声称自己“如果生了病，愿意首先看中医”。

“生了病，不是先找中医看，这是真的相信吗？”张晓彤大声说道，“我觉得中医的民意正在丧失，失去民意，中医的心跳就要停止了。”

他对百年来中医的命运，充满了失落感：“中医在西医所谓‘科学’、‘现代’等概念的挤压下，遭了多大的罪呀。”

初入中国之时

西方医学初入中国之时，并没有给中医造成“冲击感”、“挤压感”。中医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踏着自主、稳定的步伐，留下“四大经典”、“十万锦方”等医学财富。

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发明种牛痘术以预防天花，却遭到英国国内的质疑。直到1802年，种牛痘术才在欧洲大陆和美洲试用。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经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提倡，渐渐取代了中国自行发明的人痘接种技术。詹纳心生感慨：“中国人似乎比我家乡的英国人更信赖种痘。”

“那个时候一些中医的姿态是比较开放、比较包容的，并不觉得西方医术是对自己的挑战。”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医史文献学教授梁永宣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描述说。

据她介绍，早期西洋医学主要是通过宗教传播形式传入中国的，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基督教、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奔波来华。“起初传教士也没有刻意行医，可能只是有心人发现行医有利于传教，才着意加大医学技术的运用。这个道理很简单，我解除了你的痛苦、救了你的命，你当然会感激，此时邀请你入教，你自然容易接受。”

《当中医遇上西医》的作者区结成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广州设立眼科医局的彼得帕克，虽然宣称行医有助于传教，也因行医时间‘过多’，其美国教会团体一度终止赞助，后来派人到广州考核，见他传教确有成绩，才恢复资助。”

梁永宣说，就中国的老百姓而言，他们不可能马上接受传教士的理论、教义，反而认为他们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规矩，“但是西医用手术刀等方法，向中国人证明了自己迅速直观的疗效。”

在她看来，西药起效快、手术比较直观等原因，使西医首先被普通百姓接受，久而久之，才获得中上阶层的认可。“让中国人接受西医，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先是怀疑，慢慢尝试，最后才能信服。”

“西方医学的社会服务能力较强也是西医能够动摇中医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王振瑞说，西方医学的社会服务能力，突出表现在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和传染病的预防控制能力。比如英国，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立法改善公共卫生，预防瘟疫。

“这些方面形成了对中医的严峻挑战。也就是说，中医在针对各种传染病的特异性群体防疫和保健方面的能力，难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王振瑞说。

百年三次交锋

在此种局面下，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更令中医形势急转直下。

中国和日本，都曾遭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后者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后，发奋崛起，居然击败中国。

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中国医学被称作“汉方医”，汉方界医师占主流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崇尚西方文明，排斥中国医学，“灭汉兴洋”运动启幕，汉方界医师最终被全面取缔。

此时在变革思潮涌动的中国国内，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置于西方制度、西方学术等的对立面，遭到知识界的抨击，甚至是政府的排斥。

1912年，北洋政府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导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率先批评该项政策，开启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

全国19个省市的部分中医界人士等，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教育计划，遭北洋政府拒绝，中医界的第一次“维权”以失败告终。

1929年，官方明确提出废除中医。是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留日医学生余岩(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获通过。此即“废止中医案”。

早在1917年，余岩即著《灵素商兑》，用西医理论批判《黄帝内经》，搅起了中医存废之争的轩然大波。该书被认为是全面攻击中医的一部代表作。

余岩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且“以激烈的学术批判和政治手法并进”。

余岩提案一旦实施，中医消亡不可避免。大批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推举代表赴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取消议案。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向请愿代表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王振瑞说：“中医界虽然在此次斗争后获得一定胜利，但国民党政府对中医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改变，他们后来的很多政策令中医陷入困境。”

中西医的第三次大交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大会上，余岩又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主张用西医基础医学的科目考核中医，以达到“淘汰多数中医”的目的。该草案虽然未获通过，但提出的一些办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

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将中医归为“封建医”，认为其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因此，大会虽然提出“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但在执行中却注重把中医改造成西医，引起中医界人士不满。

“这其实是在用‘科学’这个漂亮的口号消灭中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成员杜艳艳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评论道。

据她介绍，当时中央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发现了卫生部消灭中医的做法并上报中央，党中央在1953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并于1954及1955年在《人民日报》开展了对中医问题的讨论和对贺诚、王斌的批判。中医这时才又有了生机，获得了暂时的发展。

“培养中医掘墓人”

张晓彤认为，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医史，“基本是一部中医的衰落史，只是其中夹杂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两块小高地。”

他说，从1954年开始，国家陆续成立卫生部中医司、中医研究院，开展“西学中”(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成都、北京、上海、广州开办中医学院，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

“1982年在湖南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下称衡阳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对此后的中医工作影响很大。”王振瑞说。

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在衡阳会议上提出了发展中医的具体方针。

“此后，政府一直主张中西医并重，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中医的发展一直不容乐观。”张晓彤说。

杜艳艳所在的“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成立于1992年。自2005年起，课题组每年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在国内学术界知名度较高。

杜艳艳说，中医面临危机绝非危言耸听，比如中医教育，以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学专业来看，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占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

杜艳艳评论道：“中医高等教育追求中、西医兼顾，导致学生中医不精、西医不通，他们走上社会后，反而可能因中医治疗效果不理想导致人们不信任中医，这也就是老中医所说‘培养中医掘墓人’的中医高等教育。”

再如中医科研，杜艳艳说，国内对中医科研的判定标准，基本上遵从西医药科研规范，一切按现代医学的生化、生理、病理等具有实验室量化指标来执行，用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这种只重视实验数据的“中医科研”项目，其成果很难应用于临床。

张晓彤的评价是：“这是‘研究中医’，不是中医科研。”在他看来，几十年来，不仅见不到如金元四大家似的继往开来者，也没见到如吴鞠通、叶天士、薛生白、王梦英那样依中医理论研究温病式的科学创新者。“都在那里喊与时俱进，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在人家的碗里讨饭吃。”

谈到中医医疗机构，杜艳艳说：“现在医院里的多数中医大夫不是用中医理论给患者治病，而是根据西医的检测结果给患者开中药，这样开出的中药往往疗效不好，中医特色被严重淡化，治疗结果很难让患者满意。”

“中药的问题更是严重。”张晓彤说，自1835年西药登陆中国，总共用过7000多种西药，但目前只有1000余种尚在临床使用，其他6000多种都被淘汰了，这个淘汰的过程还在继续，然而，现在对中药是按照西药的标准、政策来管理，讲究搞清楚药物起效的关键成分，“离开四气五味，这还是中药吗？”

“这么多的复杂问题，有关部门在很长的时间里甚至不敢面对，总讲形势大好。我看直到今年4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才算正式承认这些问题存在。”张晓彤说。

这份意见指出的问题包括：“中医药特色优势逐渐淡化，服务领域趋于萎缩；老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足；中医中药发展不协调，野生中药资源破坏严重；中医药发展基础条件差，人才匮乏。”

梁启超枉失“肾命”

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称‘中医研究院’，并不说明中医不科学。有人很天真，以为名称的改动，就可以终止‘中医不科学’的诘问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王振瑞说。

梁永宣直言，自从“科学”一词被引入中国，就仿佛给中医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中医不科学”的论调，百年来屡屡令中医如芒在背。

中医因阴阳五行、脏腑学说和经络学说等晦涩的基础理论，被视作“玄学”，近百年来一直被知识界认为“不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一书中写道：“‘骂中医’变成了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除主角丁文江外，还有陈独秀、余云岫、傅斯年等人的随声唱和。”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创始人，他自题一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1926年，围绕梁启超枉失“肾命”，在知识界引发中西医孰优孰劣的大讨论。

是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久治不愈，在丁文江劝导下入住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确定为右肾肿瘤，决定手术治疗。然术中切下的“右肾”并无病变，血尿等症状也未见好转。梁启超出院后请著名中医唐天如施用中药，血尿停止。

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陈西滢据此写作《尽信医不如无医》，称在梁启超初进医院之时，就有中医告诉他尿血的病不用手术，但梁启超不听，结果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他因此对西医的“试验精神”大加嘲讽。

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据此撰写《我们病了怎么办》：“我们对科学，尤其是对医学的信仰，是无涯浚的；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凡是有哀皮西(ABC——记者注)脑筋的，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这两篇讥讽西医的文章激怒了鲁迅，他发表《马上日记》，矛头直指陈西滢和徐志摩：“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受害者”梁启超选择为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而否定西医的科学性，他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中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王振瑞认为：“近代文化名人否定中医的评述，基本上不是对中医认真研究的结论，而是为积极引进西学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

中国中医科学院编审、研究员傅景华认为，科学的本来含义来源于西方实验研究，但是在中国却经历了三次畸化，也就是泛化、西化与神化。泛化就是将科学定义为一切领域的知识体系；西化就是以西方实验研究科学为标准；神化就是绝对真理化与宗教化的倾向。

谁来判定中医疗效

尽管难以逾越“科学”的鸿沟，中医的疗效却在民间口耳相传。

“医学追求的目的是疗效，临床疗效的高低是衡量医学和医生优劣的首要标准。”王振瑞说。

他认为，以个体诊疗为特点、个案记载为写照的中医疗效，几千年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肯定和信任；但随着以概率为尺度的统计学尤其是以多中心、长时期、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为特点的循证医学的应用，使中医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受到质疑，使中医疗效的传统判定方法受到严峻的挑战。

王振瑞说：“中医疗效的判定标准，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可重复’常常被当作否定中医疗效的根据，所以正确评价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他看来，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但特殊毕竟是特殊，就像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一样，真正的、完全的、绝对的重复是不存在的。“重复”验证，只是肯定事物共性、忽略事物个性的一种认识方法。“尽管探讨共性对于总结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临床上特异的个体化医疗仍然应是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果中医还是亦步亦趋按照西医定下的游戏规则玩，中医必死无疑。”张晓彤激烈反对“拥抱”西医标准。

杜艳艳提出，中医药的出路在于拟定自己的标准，不再盲目跟西医接轨，而是用疗效的事实，让西医主动选择跟中医来接轨。

“看到一些搞中医的主动去编中医的英文词典，我心里会特别不是味。一方面，中医的名词翻译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很不容易；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么费劲西医却不太领情，人家并不很接受。我有时想，还不如不搞翻译，就让他们看中医的疗效，如果中医确实解决问题，他们自己就会上门学中文，那是什么劲头？”

说到这里，梁永宣叹了口气：“中医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这个问题我几乎想了有10年。我真是搞不明白：老外也承认中餐好吃，他怎么不要求大师傅给他说清楚为什么中餐好吃，究竟是中餐里的哪种材料在起作用，凭什么到了中医这儿，就非得说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呢？”

编后：在有关专家眼中，“科学”在中国经过了泛化、西化与神化。泛化就是将科学定义为一切领域的知识体系；西化就是以西方实验研究科学为标准；神化就是绝对真理化与宗教化的倾向。

用这样的畸化“科学”观研究中医，将中医逼进了理论与资源分配的死胡同。

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是文化哲学上的根本差别，突破融通很难。

根本上讲，中医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它认识世界、认识生命、认识疾病的方式与西医有极大不同。

而对这样的文化哲学，我们还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传承、发扬光大吗？

(文/张迁)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针灸的“反攻”

“我们的研究不能总是依据国外的反馈。如果人家没兴趣，我们也就提不起劲、懒得下工夫；看到人家动了真格，我们才想起来这本来是自己的国粹、自己的使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在扎完头部的3针后，李欢额头微微出汗，她告诉赵百孝：“感觉有点胀。”

“这就对了”，赵百孝解释说，针扎对了穴位，就会产生酸麻胀痛的针感，中医称之“得气”，是激活经络的表现。

依照中医理论，这个“气”，系人体生命的能量，循经络运行全身，循行不畅就会感觉不适或出现各种病症，针刺使之畅通，通则不痛。

“西方现代医学注重解剖，讲究眼见为实，他们认为，经络和气看不见、摸不着，其是否存在，尚有待证明。”赵百孝对本刊记者说。

赵百孝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医堂出针灸门诊，素谙针灸之术。

他告诉本刊记者：“针灸仍然需要跟西方医学磨合，但从目前来看，在中国拥有几千年历史的针灸，堪称中医走向世界的排头兵，特别是它的针刺疗法，已经被现代医学在疼痛、康复等领域中应用，可以说已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

经络存在吗

西方亦有研究认为，针刺技术带有很强的安慰剂作用。换言之，它的疗效很可能来自心理安慰。

比如德国2005年曾组织一项耗资数千万欧元的大型针灸临床试验，结论之一则是：“在一部分试验中，专家分别在病人的有效穴位和非有效穴位上进行针灸，结果发现两种情况对部分疼痛症的效果相当。”

赵百孝认为，针刺疗法的确重视安慰的效果，但它本身的疗效不应否认。

据他介绍，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曾汇集全球针灸专家，对针灸疗法进行“科学评估”。结果显示，对针灸适应症的范围认定虽远远少于临床实际应用的范畴，但评估承认，针灸可以治疗术后疼痛、恶心、腹胀、牙痛等症状。此次评估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具有世界级影响。

2004年，美国医学杂志《内科学纪事》刊登了一项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历时4年、花费200多万美元的针灸临床研究结果。美国国家互补与替代医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斯蒂芬斯罗博士认为，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为时最长、最严格的针灸试验，用西医中常用的严格的大型临床试验证明了针灸能缓解疼痛，改善关节炎患者的膝关节功能。

《黄帝内经》载：“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也就是说，人体疾病，都可通过调整经络气血的功能活动，进而调节脏腑机能，达到治疗的目的。

赵百孝说：“针灸治疗确实有效，问题是西医专家不能理解接受从经络学说等中医理论对针灸临床治疗和效应机制的阐释。”

他解释说，西方医学的特点是讲循证、讲解剖，如果这个部位不舒服，他一定要找到致病因子，搞清楚这里究竟发生了何种病变。他们难以理解人体的远端部位间的联系，明明是头痛，为什么在远端的脚上扎几针就能治好？他们觉得根本讲不通。

赵百孝评论道，“当然，中医针灸要发展，也要接受来自西医对针灸的挑战——你必须拿出证据证明经络存在，搞清楚它的实质是什么。”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内外一度出现追寻经络的热潮。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孟庆云在《中医百话》一书中介绍道，研究者“用皮肤电阻、电位探测法、循经感传测试、循经声信息检测、体表超弱冷光检测、循经路线的同位素示踪等方法研究经络，目前，已经可以用不同方法将部分经脉循行路线显示出来。”

孟庆云认为，当代学者提出了诸多关于经络的假说是不足为怪的，“当代对经络的研究，早已超越了‘还原主义’的思路，而从信息观念、用声、光、电、热、磁等方法，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多学科的先进技术来研究经络”，“在某些方面，国外起步甚早”。

“总体而言，建国几十年来，我们几番试图用近现代的科学技术来发现经络，但困难重重、麻烦不断。”赵百孝解释说，从针灸来看，它的疗效已经在人体得到证明，但你要去说理，要证明它为什么产生疗效，这其实是在研究中医的经验，而古人讲的经验来源于临床实践和理论推理，并不源于实验，如果一定要用实验的办法去套这种经验，那很困难。

他打了一个比方：“好比要你去研究优美的音乐为什么能让人心情舒畅，你要说清楚究竟是音符起作用，还是乐段起作用，这怎么研究？”

“针灸外交”

并不是所有人都要求针灸必须对自己说个明白。

“西方一些比较前卫的、比较OPEN(开放)的人，他们看到针灸确有疗效，一时搞不清原理，他们也认了。”赵百孝说。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记者之一詹姆斯罗斯顿患阑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做阑尾切除术，并应用针灸疗法消除术后疼痛。回国后，詹姆斯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了有关针刺麻醉的报道，在美国引起轰动，进而引发了一股针灸热。

这就是与“乒乓外交”齐名的“针灸外交”。

据赵百孝介绍，“针灸外交”的背景还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由于很多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西药进不来；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底子薄，开展“一把草、一根针”的中医药研究，对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非常重要。

政府大力支持针灸事业，掀起了学习针灸的热潮。

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一本由杨甲三编著的《针灸临床取穴图解》，创造了245万册的发行纪录，这个数字数倍于当时全国中西医生的人数总和。

1958年，上海施行针刺麻醉下扁桃体摘除术获得成功。这种不打麻醉药，靠针灸解决术中疼痛的疗法，受到世界注目。

据记载，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便宴上，向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兼针灸研究所所长朱琏祝贺针灸万岁，并说“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

在理论更为丰满后，1971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布中国针刺麻醉术的成功及其理论研究成果。

“‘文革’期间提倡开门办学，我记得，在我1975年读初一的时候，我们的生理卫生课就讲了简单的针灸知识，如针刺合谷穴等。那时候，好像人人都会扎针。”赵百孝说，“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革’期间推动了针灸发展，但同时又把针灸庸俗化了，这反而害了针灸。”

他说，在那个人人都会扎针的年代，只要是稍懂解剖、只要扎不死人，大家都敢扎针。而且针灸有个特点，哪里不舒服，就在那里扎几针，感觉就能好一点，你还很难分辨究竟谁的技术更高明。

接下来的情况是，“针灸的门槛降低了，收费自然上不去，针灸从业者找不到价值认同，慢慢高手也就少了，这个问题到现在都非常突出。”

据他介绍，针灸在古代是非常神秘的，甚至扎针前还要焚香祷祝。在学针灸之前，老师会要学生先学功夫、练指力。在学针灸时，由于古代不学解剖，老师说这里不能扎、这里要斜着扎、这里要扎多深等，学生都要牢记，或者靠自己摸索获得知识。

“现代针灸大家承淡安先生就要求他的学生先练六个月的指力，练习时先扎1层棉纸，每天增加1层，如果扎到100层的时候，还能跟扎第1层时一样轻松，指力才算达标，然后才能在人身上扎。”

赵百孝说，现在的针灸教学模式，往往是一个老师面对近百名学生，临床基地少、临床实践少，学生练习动手的机会很少，“学生理论全知道，手上却没功夫”。

针灸的适应症也在不断减少。“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国内对针灸科室的发展不够重视，针灸的临床范围也逐渐缩小，好多针灸能治的病，患者都不来了，给我们剩下一些别人不愿意吃的鸡肋。比如，针灸治疗抑郁症效果特别好，但老百姓不知道。”赵百孝说。

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针灸在国内屡有“滑坡”的描述，但其在国外却似乎毫无颓态。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医药已传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医针灸医疗机构达10万多家，针灸师有30万～50万人，针灸已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合法地位。

“国外针灸热度的确很高，但大家也不要产生错觉，以为能挑战西方医学的主导地位了，其实，针灸只是在补充和替代医学(CAM)中发展势头最好。”赵百孝说。

他分析说，一方面，西方医学越来越倾向于设备竞赛、人才培养成本越来越高。医疗费用不断增长、西药造成药物损害等原因，为补充和替代医学赢得发展机遇；另一方面，针灸的作用机制在补充和替代医学中研究得比较透彻，疗效比较确定，因而相对容易被接受。

中医的治疗方法从大的归类上讲，只有针、灸、药三种，针灸是中医非药物疗法的代表，推拿、拔罐等治疗方法属于针灸范围之内。

“针灸已经被国际接受，但中药真正走出国门还尚需时日。”赵百孝解释说，与中药相比，针灸是在可观察的情况下向人体施针，而中药是要进入人体，由于其成分非常多，十几二十味药熬在一起，究竟是谁在起作用就很难搞清楚，恰恰西方人对进入体内的东西一定要问个清楚，这就制约了中药走向世界。

换言之，西方研究者希望在中药中寻找其真正有效的成分，或搞清楚每种成分的功效，但传统中医认为，中药疗效乃各种成分间的相互作用，一旦弄清楚了它疗效的关键成分，用这种有效成分制成的药也就不能够再被称为中药，而是一味西药了。

比如青蒿素，这种从青蒿中提取的物质，目前是世界上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它就是由研究人员用还原分析的方法，经披沙拣金般的努力，从中药中鉴别出来的，只是类似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

有的起初成功，后来却遭遇失败，比如小柴胡汤。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按照西医的研究思路，认为小柴胡汤可治疗慢性肝炎。在临床使用中，由于医生不顾中医辨证论治，将其作为治疗肝病的常用药，结果一些慢性肝炎患者有邪热伤阴症时，仍被采用小柴胡汤治疗，导致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甚至死亡。

“中药讲究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中医理论，脱离了这些，出问题就很难避免，但不了解的人说起来还把这种西药当作中药，反而伤害了中药。”张晓彤说。

针灸也遭遇过类似的批评。由于一些针对针灸疗效的研究，在实验设计上不易做到中医讲究的“辨证论治”，针灸的现代化之路被抨击为“针灸西化”。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美国，其针灸师的执照被称为“针灸与东方医学从业者”。有论者认为，这意味着，在他们眼中，针灸只是一种物理疗法，或者是一门操作技术，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医生行列。

赵百孝说，或许西方对某些针灸疗效的研究还不深入，但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中国的研究者都感受到，他们确实在针灸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投了很多钱，积极地去弄清楚针灸的作用机制。

同样，尽管中药的作用机理仍显得非常神秘，但它的疗效也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2007年，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社论：对科学家来说，中药是如此“难以下咽”，能否用一种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药。

对此，赵百孝稍显焦虑：“我们的研究不能总是依据国外的反馈。如果人家没兴趣，我们也就提不起劲、懒得下工夫；看到人家动了真格，我们才想起来这本来是自己的国粹、自己的使命。”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核心提示：长时间的争论并没有解决一系列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不是科学”的中医究竟有多大价值？它在历史上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在西医主导的今天，中医对于中国社会还能有多大的贡献？在整体上，它能否经受住现代科学手段的检验？

中医在西方

文/安然(发自美国) 冯亦斐 本刊记者/李杨

针对中医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情况和地位问题，不同角色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大量的报道说，就在国内大吵要不要废除中医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却正在把中医和中药“当宝”，越来越多的欧美人接受中医和中药治疗，并且研究、开发它们，中医今天的状况是“内冷而外热”。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本刊在采访中发现一个微妙的现象：即使是针对同样一个事实，不同的采访对象——国内、国外的中医师及其组织成员，西医医生，以及欧美国家对中医和中药的研究或管理者——对它的解读会截然不同。

根据美国传统医药学会(ITM)负责人萨布提·达马纳达博士的介绍，目前美国大约有16000人持有中医师执照，执照更多是由各州而不是联邦政府颁发，大约有2/3的州目前颁发这种执照。

达马纳达说，欧洲与美国的情况有些不同，美国的中医行医者可以获得一个独立的中医师执照，而欧洲最初从事中医治疗(主要是针灸)的人都是正规医生(中国人称他们为西医医生)，他们是已经得到执照的行医者。时至今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里，使用中医针灸手段的人依然主要是正规医生。

ITM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主要为其他研究机构或媒体等提供有关全世界传统医药研究的信息。萨布提·达马纳达博士是这个学会的创建人，他1980年从加州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曾多次访问中国，并为世界上多家媒体就中医问题撰稿。

是中医热，还是针灸热

美国国家针灸和东方医学资格认证委员会(NCCAOM)前任董事会主席、美洲中医学院教授焦望义认为，美国是除中国之外中医发展最为完善的国家，这跟美国文化的兼收并蓄、包容性强有关。尤其是针灸学，早在30多年前就被广泛地接受。

NCCAOM进行的一次全国性调查表明，美国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接受过针灸治疗；在这些人当中，又有21%的人除了针灸之外，还同时使用了中药、推拿、按摩等方法来治病。此外，有6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乐于考虑把针灸作为治疗病症的一种选择。这项调查同时显示，患有骨骼、肌肉、神经系统疾病，是病人到针灸、中医诊所求诊的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持有资格证书的针灸师、中医师是否具有和西医师同样的医师资格，这个问题还要看美国各州立法的情况。NCCAOM首席执行官考瑞·沃德库克博士表示：“针灸师、中医师在有的州被看作是医师，有的州还不能。但总的来看，目前还只有少数的州承认他们的医师身份。”

NCCAOM 董事会副主席丁伟谊却表示，他在实际工作中感到，现在西医推荐病人进行针灸、中医治疗的情况越来越多。“我接待的病人就有很多是西医推荐来的，其中不乏一些资深的医生愿意这样做。总之，中医在美国发展得非常快，地位在逐步上升。”

“针灸和中医在美国的确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应用，”一位从事内科临床工作20多年的美国教授，在谈到对中医的看法时对本刊记者说，“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向病人推荐过针灸或者中医疗法，因为我认为，在把这些疗法纳入常规的医疗实践之前，还需要更多科学数据的支持、对更多治疗案例的研究，以及在医学期刊和学术会议上进行更多的专业讨论。”

萨布提·达马纳达博士则指出：“在整个西方，使用中医手段的正规医生几乎仅仅只用针灸，而避免开草药的问题。”

中药目前在美国还不被看作是药物，所以中草药及其制剂不能注明可以治疗疾病。“如果按照FDA的要求申报药物，需要提供20年的临床资料。中药的情况比较复杂，目前还难以作为药物进行申报。”焦望义介绍说，现在，中药在美国市场上还属于食物补充剂，或者营养食品这个类别。

“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中医的另外一方面——中药的配置和使用，都被紧紧地控制。中国草药是被当作药来使用的，但是却与经过严格科学检验的西药有所不同，这已经在如何规范它们上引起了许多困难。”达马纳达博士向本刊介绍说，在欧洲一直都有使用草药(包括印度等其他国家的传统草药)的行为，于是有人试图使中国的处方草药能被允许。现在，管理者正努力找出哪些草药能被允许，哪些草药应被禁止。

“不幸的是，发生了一些中草药副作用的事故，让欧洲人对使用中草药非常怀疑，而对一些中草药的不良反应(包括死亡)，以及发现一些被污染的药品(比如那些含有西药成分却没有标明、含有危险成分、含有重金属或者其它有害成分的药)，或者是标明含有某些成分但其实并没有含这些成分的药品，则更加重了这些疑虑。”达马纳达说。

美国政府如何对待补充医学

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医务科何铁强，向本刊推荐了一本书。这本题为《白宫补充与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总结报告》的书，介绍了美国是如何对待补充医学的。

何铁强说，西方国家对待补充医学的态度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借鉴，有助于我们从单纯的争论发展到公共政策的引导与决策上。

何铁强解析介绍，美国是这样运作这件事的：先成立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由各方代表组成，其中有补充医学的从业人员、相关的政府官员、专家、商业代表，以及比较愿意接受补充医疗的患者代表等等。然后，通过最广泛的调研和论证，形成最终的报告。

“首先，这个报告反映出美国尊重补充医学的存在，尊重百姓在医疗服务上的选择权，它还把补充医学和保险政策联系起来。第二，美国通过政策引导对补充医学做科学评价。科学评价的过程，实际上是向公众提供一种可靠信息的过程。如果评价不了，政府也会告诉公众‘不能评价’或‘不被评价’。第三，美国通过政策引导人们对补充医学进行研究，而且并不预设前提。”何铁强说，

而来自北大医学院的另一位医学专家，则从这本书中读出了另一种信号：“安全第一。”“实际上，一两百页厚的报告，通篇充满‘安全’两字，看得出来，对外来事物宽容的美国政府，对这些包括中医药在内的补充与替代医学的安全性是多么地不放心！”

中医药循证的困难

达马纳达博士说，目前医学界把过去两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医疗系统称为“现代医学”。在中国，这被称为“西医”。现代医学的特点是它基于科学手段的研究。在过去的50年里，人类越来越多地依靠“循证医学”，这意味着医学临床实践的执行必须严格遵守来自科学研究的证据。

一些中医界人士认为，利用循证医学的规范来检验中医和中药的有效性和副作用是不公平的，因为“中西医不属于同一个系统”。

“然而，要明晰地验证中医药治病的效果，它必须接受这种科学手段的检验。”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协和医大出版社社长袁钟都对本刊表示。“仅仅把中医看成是文化是没有问题的，文化没有对与错的分别；但它如果要走进医学科学系统，就必须接受检验。”袁钟说。

但达马纳达博士告诉本刊，在西方国家，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对中医药有效性和副作用进行的研究比较有限，他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与其他研究课题如基因、干细胞、现代药物开发以及特殊手术技术等相比，中医并没有显得很有希望(在解决疑难杂症方面)。一些最近的研究结果令人失望，因此大大削弱了研究人员进一步推进研究的兴趣；而与此同时，对草药潜在的有害作用的担心却正在增长。“这是目前有关中医药的研究很少的最主要原因。”

其二，这类研究一般倾向于已经被普遍使用的方法，而中医仍然是一个小范围内的实践，因此有很多其他更重要的课题摆在它面前。

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中医非常难。“研究的有效结果只有在研究方法被很好地掌握的时候才会发生。针灸手法是如此地不确定——对同一个病人，每一个针灸师都有不同的想法，下针都不一样；而对每一个病人，据说又都有独特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对一个确定的选点又都有一个以上的下针方位和深度——其复杂度几乎超乎能被掌控的实验之外。”

草药也一样：针对同一个病人，不同中医师开出的药方往往不一样，每一个药方包含几种草药，每一种草药都有不同的成分，在许多情况下，同一种草药，不同的产地据说还影响药效。而且，草药在气味、形状上都是独特的，设计一个合适的安慰剂做对比试验非常困难。因此，即使有人希望以现代科学手段进行中医和中药的研究，那也面临着超乎想象的困难。

“尽管有如上所述的问题，目前还是有一些研究正在进行，但这仅仅是因为公众中有人正在使用中医，他们想对中医了解更多——研究者往往并没有太多的期望能从中获取或者证明很有价值的治疗方法。”达马纳达说。

迷茫的中医药学生

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这群中医的后继者，他们最能体会目前中医的处境

★ 本刊记者/李杨 ☆梁晶

王芳(化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一名中西医结合专业的硕士生，今年毕业。目前她除了在医院值班，就是备战3月的博士生入学考试。

提起“考博”，王芳一脸挫败感。这并非因为学习不好，而是另有隐情。她原本铁了心想考北京医院呼吸科主任孙铁英的西医专业博士生，但遭到导师婉拒。导师对她说，他会优先录取西医专业的学生。就算她考上了，导师也担心中医出身的她能否顺利毕业。不得已，她只好报考中医专业博士生。

“我本科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来考中西医结合硕士，就是作为今后‘中转西’的中转站。”王芳接受本刊采访时直言。

王芳说她对中医感到非常失望。“我想学西医，就是想知道西医到底是什么样子，治病救人能达到什么程度。我做了3年‘中转西’的梦，如今彻底破灭了。”

事实上，各地中医药大学每年都有一些学生成功实现“中转西”，考上西医专业的硕士或博士。“这是令人羡慕的，”一个中医专业的本科生说，“他们脱离苦海了。”

“两个中专文凭”

在中医高等教育界，始终存在一种争论，就是中医和西医的教学比例应该是“几几开”的问题。

望京医院院长陈珞珈告诉本刊记者，近年来，全国各中医药大学里，中医课程和西医课程的比例有“四六开”“三七开”甚至“二八开”的。其中小头是中医，大头是西医。

中医的学生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精力学西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医基础系副主任张保春向本刊解释道，目前中医院实行的是“西医诊断，中医治疗”，因为疾病名称都是西医的，如糖尿病、高血压，中医没有这些病名。学生毕业后要想当好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先当好一个西医大夫。而且在中医院，除了个别老专家只出门诊开药方，几乎所有医生都是既会中医又会西医。

事实上，中医药大学开设西医课程是符合国家制定的中医专业培养目标的。1956年，国家创办中医高等教育之初，设立的中医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系统掌握中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并具有西医学的一般知识的中医师。“文革”后，1977年，高等中医院校恢复招生，中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学习一定的西医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初步具有整理研究祖国医学遗产的能力，为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广安门中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张培彤就是“文革”后不久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生。他说，当时学校开设的中西医课程比例是“对半开”。

据张保春介绍，目前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课程设置是，中医占六成、西医占四成。他做过毕业生调查，反馈意见是，即使是四六开的比例，学生仍认为西医课程开少了。

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中医药大学7年制本科硕士连读生，给本刊提供了这样一张课程表：一二年级，先在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学习两年。期间，除了有南开大学文学系的老师给他们开一门医古文课外，没有其他中医课程。三四年级回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医学基础课。其中，中西医课程比例是，四成为西医，六成为中医。中医课程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等；西医包括生理、病理、药理、生化、解剖等。五年级是临床教学课程，其中中医占七成，西医占三成。六年级在中医院实习。七年级写毕业论文。整体算下来，中医课程能占到学习总量的一半或一半稍多一点。

事实上，最近几年，中医课程有进一步压缩的趋势。张保春说，本科生的中医基础理论已经从以前的108学时压缩到81学时。此外，中国医学史、瘟病学等课程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压缩。

张志辰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一个硕士生，此前他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读本科。他告诉本刊，目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西医课程已经明显超过中医课程，达到六四开。其中，“四大经典”是中医的特色教育，过去是必修课，要讲一年，现在已改成选修课了。

王艳芳目前正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攻读眼科专业中西医结合的硕士。她说，本科她是学西医的。对于他们这种“西转中”的硕士生，以前学校规定，中医的基础理论、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四门是必须要补学的。但从今年开始，规定只补中医基础理论一门就可以了。

“让中医学生学一些西医肯定没错。但问题是，医学本来就很难学，中西医两样各学一半，结果哪个都没学好。”张保春说，目前的情况是，西医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就能独立上临床，但中医院校的学生毕业后不仅要恶补两年西医，而且中医也不能马上上临床。中医药大学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中医药大学毕业相当于“拿了两个中专文凭”。

毕业后去做医药代表？

王芳想“弃中从西”还有一个现实原因，那就是中医毕业后就业非常困难。她想考北京医院呼吸科主任的博士，就是因为按惯例，毕业后都能留在北京医院工作。但如果是中医博士就没那么好找工作了。

陈珞珈也告诉本刊，今年就有好几个中医博士到望京医院求职，但他一个都没有聘用。

张保春说，北京中医药大学5年制的本科生一半以上的学生毕业后当不上大夫。王芳说她在该校读本科的时候宿舍有8个同学，其中4个已经转行；2个考上了研究生，一个是她本人，另一个考的就不是医学专业；还有2个当了中医大夫。因此，如果她能如愿当上中医大夫的话，她所在的宿舍也就有3/8的人做了医生。据她所知，其他宿舍的情况也都差不多。

一个去年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7年制本硕连读的同学说，他们班一共20多个学生，2个读了博士，2个至今还没找到工作，4个当了医药代表，4个进了和医药无关的公司，剩下的当了大夫——最多一半的同学搞了本行。他说，他们7年制的硕士生还算好的，那些5年制的本科生出路就更少了，大部分都到医药公司做医药代表了。

一位毕业于山西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介绍，与北京相比，地方上就业机会更少，有的中医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转行后干什么的都有，有在洗浴中心作足疗师的，还有的去做 房地产买卖。

中医毕业生就业难，除了因为中医全面萎缩，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高校扩招。陈珞珈给本刊算了笔账，目前全国有50万中医中药人员，按照自然减员的比率每年减员2.5%，也就是每年只需要补充12500人。但2005年全国就招收了65000个中医院校的学生，严重供大于求。

即使是那些已经成为中医大夫的毕业生，也未必能一直坚持下去。北京医院针灸按摩科主任田丽芳说，1992年，科里分来了一个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系的男生。这个学生热爱中医，扎针也非常好，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出国。他一个月挣的钱，还不如当护士的爱人多。这个男生走了以后，科里又连续走了两个人，都去了医药公司。

田丽芳说，每年都有毕业生到北京医院针灸科求职，她总要把针灸科的待遇问题讲到前头。“针灸是一种很需要经验的技术，队伍不稳定很难培养出好的针灸医生。”

争议中的课堂

在中医存废的争议声中，中医药大学的课堂上出现了两种怪现象。

一个是教材老旧，大学远离学术前沿。

张保春曾撰文指出，目前大多数中医学院课本课程体系还是20世纪初的产物，按“老三段”(即基础教学、临床教学、临床实习)和按学科课程组织而成。而且日益膨胀，各课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既存在不必要的重复，又有脱节和遗漏，已落后于社会和医学科学的需要。

中医学生学的西医教材也同样存在跟不上时代的问题。北京中医药大学一个学生举例说，比如高血压，医院早就使用分级诊断法了，可学生用的教材还是20多年前的分期诊断法。老师按照教材教，考试按照教材考，与现实医院的情况不同步。

另一个现象是，教材与市场脱节，老师只好“照本不宣科”。

刘春林是北京中医药大学7年制本硕连读骨伤外科的四年级学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各大医院的骨科都喜欢用手术解决问题。原因很简单，医院要盈利，手术收费高。

几乎所有接受本刊采访的中医界人士都会提到一种有中医特色的骨科小夹板。他们说，小夹板治疗不用开刀，不留疤痕，病人痛苦小，恢复快，是公认的好办法。更重要的是，小夹板这种治疗手段省钱。做一个小夹板才几十元钱，但做一台手术至少要1万元。刘春林说，一般来说，医院的大夫或大夫的亲戚朋友骨折了都首选小夹板，但病人来了就让人家做手术。

刘春林告诉本刊，正是因为学校老师知道这种现实状况，因此在上课的时候就拿着中医的教材讲西医，“照本不宣科”。教材和考试都只要求知道中医怎么治，可老师课上却要用主要时间讲西医怎么治。★  

中医院的现实困境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杨 ☆梁晶

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40多岁的危重病人。经诊断，病人患了心肌梗和脑血栓。值班大夫们赶紧采用融栓、改善心肌供血、营养心肌等西医抢救手段。

正在这时，一位上级大夫刚巧到急诊室巡诊，见状对值班大夫说，“你们怎么能这么抢救呢？我们是中医院，应该用中医的办法。”接着，他命令值班大夫立刻停止使用西医抢救手段，改用在内关穴扎针的办法。值班大夫只好遵照这位上级医生的指示，改用中医手段。

可这位上级大夫刚一离开急诊室，值班大夫就立刻拔下病人内关穴的针，重新把心电图等仪器推回来，给病人打点滴融栓，改回原来的西医抢救手段。他们一边抢救病人，一边埋怨那位上级大夫添乱。

这是几年前发生在北京一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的真实一幕，也是近年来中医尴尬现状的写照。

中医治疗率逐年下降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张培彤——这位有着20年行医经验的中医大夫，用一句话概括了中医院的现状——处于全面萎缩状态。

张培彤说，上世纪50年代，国家全面建设医疗机构。那时基本上每个县都建一家西医的人民医院，同时也建一家中医医院。但后来中医院病人越来越少，西医院却不断发展壮大，渐渐地中医院不是被关闭就是被合并到西医院里。

根据2003年底出版的《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截至2002年底，全国的行政县中，只有66%的县有中医院，而西医院平均每个县有4.45个；中国拥有卫生机构85705个，其中中医医疗机构仅有3801家。到2006年，中医医疗机构的数字已下降到3009家。

中医近年的不景气状况还反映在中医就诊人数急剧减少上。2001年国家中医药局组织的《中国中医医疗服务需求与利用研究》显示，中国年患病人次42亿人次，就诊39亿人次。其中，西医治疗26亿人次，占67%；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共13亿人次，占33%。在这33%中，只有22%、也就是大约9亿人次纯粹使用中医治疗。换句话说，大约1/3的病人使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大约1/5的病人使用纯中医治疗。

几年后中医就诊人次又急剧下降。根据《中国中医药报》2006年的报道，同样是国家中医药局的统计，全国中医医院年诊疗人次已经降到2.34亿人次，加上综合医院中医科年门诊的5851万人次，两者合计不到3亿人次。

中医医院医疗质量监测中心的一项监测显示，中医医院普遍存在治疗率低、危急重症就诊率低、中草药使用量低等“三低”现象。中、西医治疗率形成“剪刀差”：中医治疗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而西医治疗率逐年上升。在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的住院病人中，中医治疗病案数分别占28%、25%、20%和18%。

“所有的中医院都是‘中西结合’医院”

卫生部1994年下发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规定，中医医院的门诊中医药治疗率不低于85%，病房中医药治疗率不低于70%。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

“我敢断言，几乎所有中医院都达不到这个标准。”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当了11年司长、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望京医院院长的陈珞珈向本刊直言，“目前所有的中医院其实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

陈珞珈说，相对而言，门诊中医药治疗率还比较高，但一到病房，中医药比率就下来了。病人情况危急，必须上西药。上世纪90年代，国家搞中医院评级和检查，各家中医院在检查时拼命多用中药，尽量少用西药。可检查过后，西药的比率就又上去了。

中医院不仅大量使用西药，其中有条件的还大量做手术。广安门中医院肛肠科主任李国栋告诉本刊，该院肛肠每个月要做120台手术。这个数字就是放在西医院也是非常多的。

中医院为什么要让西医“唱主角”呢？陈珞珈总结有三个原因：医院要活下去；要把病房开起来；要保证病人安全。

“计划经济年代，中医院可以只打一面旗帜，就是‘体现中医特色’。但在市场经济年代，中医院就必须打两面旗帜，除‘体现中医特色’，还要‘健全综合服务功能’。所谓‘健全综合服务功能’就是西医功能。”陈珞珈说。

陈珞珈是2003年12月接任望京医院院长的。在此之前，望京医院一直以中医治疗为主，经济上非常不景气。“以前宫外孕、心肌梗、以及各种外伤病人来了，统统转走。七转八转，病人都不到这家医院来了。”陈珞珈当院长以后，从别的医院挖来了12个科主任，把普外、脑外、胸外、ICU(重症监护室)、CCU(心脏重症监护室)、120(急救)等等西医科室都建立起来，医院的经济效益很快好转。2003年12月以前，每天门诊病人只有900人次，现在已经达到2200人次。病床使用率也从过去的70%提升了到现在的93%。

根据陈珞珈的介绍，有关方面调查发现，目前3009家中医院的经济状况是，1/3的日子很好过；1/3的中等，日子过得去；1/3的举步维艰，难以为继。

在综合性医院，中医科室在经济上往往也是拉医院后腿的。北京医院的针灸科主任田丽芳接受本刊采访时说，现在医院都在搞成本核算，针灸按摩科是医院最不赚钱的科室。

挂一个针灸科的号可以扎5次针。按照北京市物价局的规定，针是每人次4元，灸每人次4元，火罐每人次3元，电针每人次4元。

田丽芳说，一个病人一次治疗至少占用床位半个小时，所有治疗做下来也就12到15元。但如果病人做一次血透最少也几百元。“我在这个科室工作已经近20年了，北京市物价局规定的这个针灸价格始终没有变过。”田丽芳说。

田丽芳现在已经是科室主任、主任医师，可她说，她连工资带奖金加起来，还不如医院效益好的西医科室护士挣得多。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也是一家综合性医院。与北京医院一直以西医为主不同，中日友好医院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1984年中日友好医院建院时，基本是每设一个西医科室，就同时设一个中医科室。20多年过去了，情况如何呢？中医眼科、耳鼻喉科、儿科等科室都合并到西医科室里了。

“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记得建院时‘中西医结合’的初衷了。”一位已经调离中日友好医院的中医大夫对本刊说。

谁还在看中医？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14677人参与)，8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相信中医”。但奇怪的是，仅有27.7%的人声称，“如果生了病，愿意首先看中医”。

而在某网站的一项调查(55690人参与)中，认为“中医应该大力扶持”的人占到了74.37%，认为“中医有优势”的人占到了81.30%，但在被问到“你看病一般选择中医还是西医”时，选择西医的人占到了57.52%，选择中医的人仅占到42.48%，也与认为“中医有优势”的比例相映成趣。

这两组数据明显反映出，表示相信、支持中医的人未必选择中医。北京一位号称继承祖传医术的业余中医师(给人看病开方从不收钱亦不收礼)看着这两组数据，苦笑着跟记者说，看来这些声称支持中医的人，骨子里依然不相信中医，可能更多是出于一种民族情感而拥护它罢了——实际上，他在行医过程中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来他这边的病人，基本上都明显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而记者在采访中又发现，那些偶然选择中医的人，却也未必是相信中医的。

“我是结 肠癌晚期，医生判断我最多活不过一年。尽管也做了化疗，但还是想去找中医碰碰运气。”71岁的侯老先生告诉记者，“去广安门医院，想挂孙桂芝大夫的号，后来发现她的号很难挂，想了想也就算了，反正也没什么希望。” 侯老先生告诉记者，年轻时他有一些小病也不去医院，中年以后身体开始多病，但实际上他几乎没去过中医院看病。

与侯老先生一样只希望“碰碰运气”的病人看来不少见。“病人一般是西医、理疗各个科室都看过了，没有效果才来看针灸科的。针灸科往往是病人的最后一站。”田丽芳说，针灸科在治疗哮喘、腹泻，肠炎、胃下垂等疾病都很有效，但患这方面病的病人都去呼吸内科、消化内科了。一些西医治疗不见效的病症，才想起到针灸科，但又不一定是针灸的适应症。

张培彤说，其实中医能够治疗的病谱是比较窄的，主要治疗内科的一部分病症。“西医在病因认识不清楚时，就没办法治疗。一旦研究出了病因，比如找到了 病毒，很快做出疫苗，就能从根本上对疾病加以控制。西医越往前发展，中医就越往后退缩，总有一天中医会退到悬崖边，最终退出市场。”

他举例说，前几年西医还没有发明生白针(使血液中的白血球升高的针)的时候，癌症病人化疗后白血球下来，中医根据辨证论治可以使白血球慢慢地升上去。但后来西医发明了升白针，一针或者几针下去病人血项就升上去了。“这种情况下，病人还会来找中医吗？”张培彤反问道。

田丽芳说，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针灸最重要的功能是用于急救。古时候是先用针灸把病人救活，然后才能灌药。但随着西医急救手段的完备，急诊病人谁会来针灸科呢？针灸逐渐演化成主要治疗疼痛的方法了。

中药文化发展：重蹈日本“废医存药”覆辙？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报
　　如果中药现代化走简单模仿西药研制道路，势必会导致中药研究日益脱离自身体系，使中药科研走向异化。其结果，中药不仅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日本“废医存药”的覆辙。
　　从神农尝百草而得的《神农本草经》，到李时珍历时27载而著的《本草纲目》，5000年的中医药文明护持着人们从战争和灾害中走到了今天。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药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不断被西化，就要失去其根本了。
　　20年的时光如此漫长，赵晨（化名）早已不是那位意气风发的青年。46岁的他鬓发略白，皱纹深深，显现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苍老。他的眼神也从自信被消磨成了茫然和焦虑。
　　赵晨于1965年出生在江苏省一中药世家。1994年起在祖父辈指导下开始对祖传秘方的研究开发，先后自费数百万元用于医疗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曾在国际上拿到数个大奖。
　　意气风发的赵晨在2004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按照他当时的想法是用自家祖传的秘方服务国人，让更多的患者从病痛中走出来。“我家祖传的秘方是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医学领域的一个空白。如果成行，患者走出病痛的时间将提前2/3，同时也会为国家节约大量的医保资金。”他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如是说。而他自己也会因此身价百倍，成为亿万富翁似乎并不是空想。
　　让赵晨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第一步就遇到了“天大”的障碍，他自己研发的中药迟迟得不到临床审批。一拖再拖，赵晨的公司快被拖垮了，自己也欠下了七八百万的外债。
　　赵晨的经历并非个例，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中药产业从繁荣走向了没落。
　　现代化浪潮中的小舢板
　　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伴随炎黄子孙走过5000年的中药文化开始没落了。
　　5月27日，胃痛的王越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给她看病的是一位40多岁的男医生。医生并没有望、闻、问、切，只是简单地切了不足1分钟脉之后，就直接开出了验血和胃镜的检查单。
　　做了一系列检查之后，医生给王越开的药单也是西药+中成药。而不是汤药。“其实，我是慢性胃病，需要慢慢调养，喝汤药更合适一点，吃西药反倒是很难治愈。”王越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拎着那个只装了6盒药的硕大环保袋，王越踏上了回家的路。让她一路都没想明白的是，为何现在的中医院都是“以中医之名行西医之事”。
　　传统中医的没落早就有所征兆。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统计，1949年我国中医人数为50万人，到了2003年全国中医执业医师人数仅为49万人，真正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而且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老医师。
　　巨大的人才缺口，让我国中医彻底沦落。早在2004年，中医就没有了真正的临床基地。上述调查指出，我国的等级中医院几乎没有一家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医院。这些“中医医院”，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断病主要靠化验单数据来判定；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抓药则是中西药并用；验效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在“中医医院”开出的药方中，70%出自西医之手。全国等级中医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占40%，西药占60%。
　　尽管我国先后在2007年和2009年出台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和《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培育出同仁堂[33.30 1.80% 股吧]、云南白药[58.58 -0.37% 股吧]等几家大型企业，但在整体上中医一直被压在西医之下，难以翻身。
　　“中医的没落与社会的现代化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清朝末期，晚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崩溃，造成国民自信心丧失；中国文化的没落也让中医文化陷入了谷底。相反，两次世界大战，枪炮伤给了西医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于是，国内一些革命人士需要借助西学武装自己，发动民众。西医在那时被大肆渲染，而中药则成为了过街老鼠。”著名医药咨询公司医信横通总经理马宝琳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进入现代化浪潮之后，中药开始照搬西医科研途径，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专治“某种病”的“新型中药”。自此，中药被西化了。
　　中药西化的悲剧
　　就如中西方文化的差别一样，中药和西药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生硬地将中药西化最终只能沦为一个悲剧。
　　“西医讲究的是用现代的分析论和还原论思想，从人体和动物到细胞、再到分子，对每一个的成分都十分清晰。中药则是用整体观的思想，用多种成分共同作用于人体。以现在的科学理论很难对多组分和多成分的中药进行明晰、精确的论证。用西医理论来规范中医会对中医的发展起到很大的限制作用。”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副教授王学勇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
　　赵晨则直言，中药西药化最终是彻底毁了中药。他表示，西药是化学药剂，讲究的是化学结构和化学反应。而中药都来自于动植物，讲究的是通过人体的阴阳调和进行治病。两者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现代医学讲究试验，从药理分析，到动物试验，再到临床……药品上架时已经有了成堆的数据。例如，百分之几有效，百分之几有副作用等。但是中医方剂都来自于天然动植物，很难分析出其具体成分和药理。中医开药方靠的也是无数经验的沉淀和积累，用西医的那套理论很难讲得通。比如中医最终的经络就在解剖学上得不到印证。
　　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新中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都要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在医药学界，贬低甚至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如2003年广州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显著，但开始一段时间得不到承认。中医认为SARS是一种瘟病，有法对治，但要经过多方呼吁后才让介入治疗。一些对瘟病确有疗效的中医药方剂，必须经过白鼠实验证明能够“杀死”SARS病毒才允许进入临床。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根本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那样的名方成药来。虽然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同仁堂、云南白药等传统中医药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壮大，但鲜有大手笔出现。
　　“中药新品种的研发最重要的是临床试验，可是我国偏偏在临床审批上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很多好的药物，尤其是民间药方很难跨过去。因为，我们不是国企，也不是大型企业，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赵晨说。
　　感到审批难的还有马宝琳。马宝琳家也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子，前段时间和研发机构合作报批，结果研发机构主张更改组方，不然报不下来。但被深知改了组方就会失去疗效的马宝琳拒绝了。此事只好作罢。
　　五六年的临床审批拉锯战已经让赵晨身心疲惫。“如果再批不下来我只能转行，或者转道澳门了。”
　　业界担忧，如果中药现代化走简单模仿西药研制道路，势必会导致中药研究日益脱离自身体系，使中药科研走向异化。其结果，中药不仅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日本“废医存药”的覆辙。
　　科技的契合点
　　没落的中药崛起的契机在于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标准。
　　“中药应该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这是中药崛起的必经之路。尤其是在中药新品审批上。”马宝琳说，标准的设定要放弃西医的思维方式，坚持中医药独立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不要求用西医理论解释中医中药，不提倡中西医结合，某些情况下可以按照中医病和西医病的大原则进行划分，放弃有朝一日能得到美国FDA批准的幻想。
　　在马宝琳看来，把跑偏的中药完全拉回来，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我国经济实力增强，没有战乱伤害，保健重于治疗，国民自信心增强，中国文化逐渐向海外扩张，只要没有意外，30年内中医药必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征服世界。”
　　不过，在另外一些专家眼里看来，马宝琳有点过激了。中药西化是个悲剧，但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悲剧。中药要想发展不能不进入国际社会。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就是要符合国际游戏规则。西方国家在国际的一贯的强势，绝非中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药是可以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必须和国际标准相匹配，比如要说明其化学成分以及药理，否则无法让国内中药“走出去”。
　　郭凡礼甚至认为，中药新品种申请标准是照搬西药程序，这对于我国中药而言，长远来看必然是利大于弊的。中药之所以无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国内的标准无法和国际标准相接轨。
　　完全依赖西方标准和完全摒弃西方标准似乎都不是中药最终的出路。最好的办法是，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契合点。这个契合点需要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支撑。
　　“虽然说，用现在的科技手段和科学理论很难来理清中医药的每一个成分和原理，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医药的发展会越来越好。”王学勇说。据他介绍，3年前芬兰的一家公司曾尝试用系统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原理分析中药的原理。当时业界一片叫好声。
　　“这给了我们一个思路。我国可以用科技的手段来解决这个矛盾，从而能找到一个既能符合传统中医药理论，又能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契合点。”王学勇说。

中医的路不好走啊

悲哀的中国人悲哀的中医！